2024年，40岁的黄友良开启了自己在上海卖煎饼的第26个年头。

　　黄友良的“煎饼黄”煎饼店位于铜仁路与南阳路的交叉口。1月9日，高楼林立的静安区，来来往往的上班族在“煎饼黄”店面所位于的“T”字型路口汇成了一波又一波的人流，海报新闻记者到达时正值中午，黄友良和妻子胡英正在小店里忙碌。

　　“老板，要一个7块钱的饼加里脊，要一点点辣。”“葱花香菜有忌口吗?”黄友良一边应着顾客的点单，一边熟练地在摊饼机上打蛋，摊面糊，铺上土豆丝、脆皮、生菜等夹料，再卷起，不一会儿的功夫，香喷喷的山东大煎饼便装袋送到了顾客手中。“味道很好!”该顾客一边大口咬着刚出炉的煎饼，一边向记者说道。

　　黄友良摊煎饼的手艺是跟着父亲黄守均学的。黄友良来自中华煎饼第一村——山东省临沂市平邑县油篓村，他们一家也是村里最早走进上海做煎饼生意的家庭。目前，靠着一家传一家、一家带一家，该村已有近千人走出家乡，来到江浙沪一带做煎饼生意。

　　上世纪九十年代为还债来沪闯荡

　　“我们刚来上海的时候没有什么想法，就想着把账还上，不欠人家钱了就回去，没想到一呆就呆了这么长时间。”提起在上海卖了二十多年煎饼这件事，黄友良表示自己也没想到。

　　1996年，父亲黄守均开农用车出了交通事故，欠下了数万元的外债。一直在老家待着的话，不知钱何时才能还完，于是，黄守均决定外出打工，尽快挣钱还债。彼时，恰好一位在上海发展的老乡回乡招工。

　　初到上海时，黄守均没什么规划，不知道要做什么，于是他请教村里一位老乡教自己煎饼手艺，之后便弄了一辆四轮小车开始摆摊卖煎饼。一年后，14岁的黄友良也跟随父母、姐姐的脚步，来到了上海。

　　“我想想以前和现在真的没法比，我算是第一代留守儿童，当时在老家学费都一年多没交了，来上海找我爸妈和姐姐也是想的一家人在一起，好好的，把账还完了就回去。”提起刚来上海的日子，黄友良的心里只有“苦”字。

　　“那时候刚来没什么生意。我姐一个夏天只穿一双拖鞋，那拖鞋后面都没有跟了。”黄友良回忆道。

　　为了迎合上海人的口味，黄守均开始对煎饼做法进行改良，比如用小米粉、小麦粉、玉米粉、黄豆粉四种谷类磨粉做面糊，在煎饼里抹甜酱等。随着黄友良一家的不断努力，煎饼生意渐有起色，一家人在余姚路盘下了一个小店面，终于结束了推着推车四处摆摊的日子。

　　在上海的煎饼生意做起来后，黄友良一家渐渐搁置了回山东的念头，决定继续在上海打拼下去。随着时间推移，黄友良父母年纪渐长，干起活来愈发力不从心，便决定“退休”让黄友良接手。

　　2017年，黄友良在铜仁路开了第二家“煎饼黄”门店。早上，黄友良照看余姚路店，妻子胡英照看铜仁路店;中午，余姚路店打烊，夫妻二人一起在铜仁路店忙活;下午，胡英会回家休息一会儿;晚上，两人继续一起干到铜仁路店打烊。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现在，黄友良边说边向记者展示手上贴的膏药：“一天差不多要干十几个小时的活，我都有腱鞘炎了。”

　　好在努力有回报，黄友良做的煎饼味道不错，价格也便宜，附近的上班族经常光顾。黄友良告诉记者，来买煎饼的有许多熟面孔，有时不用开口他就知道人家要点什么。静安寺附近外企众多，也有许多老外来光顾黄友良的生意，为此，黄友良还专门拜托自己读研究生的表妹把店内的菜单做成了中英双语形式。

　　“我们对面的店都不知道换了多少家了，我们是一直在这里，从一开始只有一张红纸头招牌，到现在一点一点演变成这样子。”黄友良自豪地说道。

　　曾尝试回家开农场生产煎饼原材料但以失败告终

　　曾经的黄友良是一个在煎饼事业上有远大抱负的人。接手父亲的煎饼摊后，黄友良想要用“匠人精神”打造“煎饼黄”品牌，做到从农场到市场无缝衔接。他认为，这么多人都在做煎饼，要想比别人做得好，就要从食材入手。2018年，黄友良回油篓村创业，尝试做自己的家庭农场，种植玉米、小麦等煎饼原材料，他笑称，做这件事就像是“为了喝牛奶去养一头牛”。

　　黄友良为自己的农场付出了许多心血，为了产出满意的有机农作物，他下了大量功夫，从播种到收获每一环节都亲力亲为，然而现实与理想的落差令他大受挫折。种植成本的提高导致农作物售价也同步上涨，黄友良种出来的农作物个头并不大，拿到市场上没有人买账。“我种出来的玉米比想象中还要小，人家不认可。”黄友良无奈地说。

　　为了兼顾山东的农场经营和上海的煎饼生意，黄友良常常两头跑，但最终由于农作物产出结果不理想以及忙不过来等原因，2022年，他放弃了继续做农场的念头。

　　“放弃的时候心里真是五味杂陈，否认别人很容易，否认自己就感觉很难过，失败后我就回上海贷款买房，这也是想让自己破釜沉舟没有回旋的余地，要不然我还是不死心啊，在农场上付出太多了。”黄友良说。

　　“要是你们前几年来采访我，我肯定狠狠地和你们说我未来做煎饼要怎么样怎么样，以前我还申请世界纪录，要做世界上最大的煎饼，但现在我就想说实在的，把我父母小孩照顾好、规规矩矩地把房贷还好，这就是我现在的想法。”提起做农场的失败，黄友良仍感到失落与不甘，在采访过程中，他多次向记者展示手机上的农场旧照片，以及当时为了宣传农场自己在社交平台上发布的视频，在2022年的视频中，黄友良写道：“人生不易，互相鼓励。”

　　“现在生活压力仍然大，但很幸福”

　　目前，黄友良一家六口仍在上海生活，黄友良父母年事已高，想要回山东养老，黄友良自己也有老后回山东的打算。“现在我40岁，不惑之年，父母慢慢老了，孩子慢慢大了，都需要经济方面的支持，都说落叶归根，回山东肯定轻松点，现在在上海留着，也是希望给孩子一个更大的发展空间，等我儿女成家立业了，我肯定也想回去。”黄友良说。

　　不久前，有媒体来采访过黄友良，报道中称黄友良靠卖煎饼，不仅把儿女接到了上海上学，还买了上海的房子。报道发出后，有人在上海老乡群里暗讽黄友良“炫耀、显摆”“害得房东要涨房租了”，对此，黄友良很无奈：“报道是有点‘标题党’，但我在上海干了二十多年了，都是辛苦钱，攒出一个首付也没什么吧?”

　　黄友良表示，自己卖煎饼走得是薄利多销的路线，卖出一张煎饼只赚几毛钱，现在生意虽然还可以，但生活还是有一定的压力。之前，店里生意好到忙不过来，黄友良雇了四个员工，并在煎饼店对面租了一间月租两千余元的小屋做员工宿舍，现在，两家店只有自己和妻子在打理，员工宿舍也变成了仓库。

　　“现在的生活压力大，但是幸福。回去做农场的那几年其实不是一无所获，吃了那几年土面子，我现在感觉干活也有劲，有幸福感，也快乐。以前都是雇的人在做事，我不干活，现在自己干活，汗哗哗的，但是舒服、有奔头。有人认可我、来买我煎饼，我们一家人也和和美美的，我就很幸福。”黄友良笑着说。

　　谈起对未来的打算，黄友良说：“现在我们每天就在这个店里面，像井底之蛙一样，还没有机会去看看外面的山河湖海，等房贷还完了，小孩稳定下来，我想带我老婆出去逛一逛，去拉萨看一下。我老婆说，我们到哪个城市就在哪个城市做煎饼，就用卖煎饼的钱搞穷游。”